中国是诗的国度，俄罗斯亦然。中国诗人宗屈原，吟风、弄月，谈论出入和生死；俄罗斯诗人法普希金，饮雪、负枷，审判阴谋和爱情。倘若这两道文学的长河在天际交汇，该是怎样一幅奇观。

11月27日，中俄文学的古典与现代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举行。这场期待已久的文学交汇，地点设在“活水轩”，为有源头活水来。中俄两国学者展开对话，共同追寻两种文学传统从古典深处照向现代的光芒。

中俄两国文学所共有的辉煌古典与蓬勃当下，使得“古典与现代”成为双方永恒的共话主题。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董晓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古典、现代、未来是一条线，永远不可分割。而这，也正是与会学者的共同愿景，于过往凝练经典，向未来奔赴前行。”

董晓

当苏东坡遇见费特，一场美丽的文明相遇

在文学的跨国旅行中，诗歌的翻译往往是最富冒险与奇遇的一环。它常常不是精准复制，而是一场充满创造性的“误解”，映照出两种文化心灵的碰撞。在第一场学术发言期间，多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诗行在语言转换间的微妙变形。

苏东坡是国人妇孺皆知的诗词大家，却鲜有人知，他也是最早进入俄罗斯人视野的中国诗人之一。早在十九世纪，俄国诗人费特就已经将咏物名篇《花影》译作俄文。令人称奇的是，他将“刚被太阳拾掇去，却教明月送将来”的花影，创造性译为“塔楼的影子”。

无独有偶，俄国象征主义大师巴尔蒙特转译《诗经·出其东门》时，将“出其东门，有女如云”的场景，渲染上一层“落日”的余晖。这一时空的扭转，浸染了巴尔蒙特本人沉郁而充满象征意味的诗学风格。

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张冰表示，这些地方并非“误译”，而更像一次无意识的文化转码。“文本，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是存在于给定的语言、给定的实践、给定的想象中。”

有意思的是，这些原作未必都是千古名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罗剑波特别提到，1739年，莫斯科某个杂志最早发表了一首中国民歌，命名为《中国之歌》。其底本，很可能就是刊行于顺治年间的《万花小曲》。

这种由语言和实践所塑造的文学想象，其形态有时会超出常规的认知。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亚非文献部主任、教授维诺格拉多娃揭开一段尘封历史：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远东地区，曾诞生过一种用拉丁字母创作的汉语文学，涌现出《棉花》《老佩特罗夫》《在生产战线上》等一众诗歌。

索嘉威

“我今天分享的东西可能不那么‘科学’，但的确有点‘好玩’。”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教授索嘉威玩笑道，他讲述了《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前世今生，并附上了不同版本的刻本插图：“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他指出，这一幅的“豆棚”太偏，那一幅“瓜架”略高，料应厌作人间语，异域也听“鬼唱诗”。

当古典照进现代，在文明互鉴中找寻坐标

“这场研讨会让我想到了《周易》的演绎，‘变’与‘不变’，流转之间就让我们获得新知。”作为首场讨论的评议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俞士玲说。诗行的奇妙变形，是这场对话的起点。纵观全天议程，思想的碰撞远不止于此：从《白鹿原》与《静静的顿河》的时空结构比较，到中国话剧在俄罗斯七十余年的传播史，再到布罗茨基如何在中国诗歌中找到新的回响……

童岭

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童岭回顾了这场对话的深远渊源：“从程千帆、周勋初、董健等老一辈学者对欧美、日韩、俄罗斯学术与文献的关注，到如今的域外汉籍研究所、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文学院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学术精神和全球化的研究视野，致力于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徐兴无

那么，所有这些跨越时空的对话，其力量究竟源于何处？我们应如何理解并运用传统，才能使其在现代语境中焕发生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徐兴无关于“中国当代古典学”的阐述，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视角。

他指出，中国自身研究古代文化的学问源远流长，但现代意义上的“古典学”成立，必须有一个自觉借鉴和反思西方古典学的过程。在他看来，古典的真正意义在于其“当代性”：“古典永远在当下阐释自己。”

罗季奥诺夫     

这一观点，同样在异国的学术土壤回响。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常务副主任、教授罗季奥诺夫指出，“过去，在俄罗斯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中国是一个比较遥远的知识领域，可以看到最近十年，它走进了我们学术的中心位置。”

思想的活水在“活水轩”中交汇激荡，又各自奔流，汇入中俄两国浩荡的文学长河。这场对话证明，当古典真正照进现代，其光芒必然超越国界，在文明的相望与相知中，找到共同的远方。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子扬

摄影：虞薇（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