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异常，始终是流行文化中最迷人也最持久的“母题”之一。

流行乐迷，津津乐道于Talking Heads乐队的《Psycho Killer》，从20世纪70年代西装革履的神经质摇滚，直到今天余音犹在；

资深影迷，钟情希区柯克的《惊魂记》，诡异的题材、意外的故事情节、低预算的黑白制作，竟开了电影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索的先河；

还有畅销小说读者，爱伦·坡笔下《泄密的心》里那无法摆脱的心跳，将妄想与偏执的自我审判，变成了可供众人传阅的公共文本。

我们消费这些故事，在安全的距离外颤栗，将疯狂他者化，仿佛它只存在于歌词、银幕与小说里。

然而，现实中的精神病学，其故事远比任何虚构作品都更为曲折、荒诞与深刻。最近，译林出版社推出的《从弗洛伊德到百忧解：精神病学的历史》，正是由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前主席杰弗里·A. 利伯曼执笔，对这段历程进行一次毫不避讳的祛魅与还原。

精神病学的童年，写满了试图“拯救”却近乎“谋杀”的荒诞笔记。

在科学的曙光降临之前，绝望催生了各种匪夷所思的疗法。美国医生本杰明·拉什让病人坐在旋转椅上直至昏厥，试图用眩晕“甩掉”精神疾病；葡萄牙医生埃加斯·莫尼兹开创了脑白质切除术，用器械在病人颅骨钻孔，骇人听闻的手术，竟为他赢得了1949年的诺贝尔奖。

更令人心惊的是威廉·赖希的“生命能”学说，他让患者挤进一个电话亭大小的箱子，脖子上挂着橡胶软管，宣称能汇集宇宙能量治愈疯狂。这些如今看来近乎骗术的方法，当年却获得了主流医学期刊的认可。

“善意与伤害的边界，在那个探索的年代模糊得可怕。”

转折发生在1952年。

被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长期主导的精神病学，终于迎来了它的“科学元年”。《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的诞生，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没有数据支持的弗洛伊德式假说”扫地出门。它创立了“主观痛苦+功能损害”的诊断原则，将无数特立独行的灵魂从“疯子”的标签中解放出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给精神分析学派带来致命一击的，正是其门徒亚伦·贝克。他创立的认知行为疗法，成为首款经盲法试验验证的“循证心理疗法”，一举改写了“谈话疗法”不科学的刻板印象。与此同时，药理学迎来突破，氯丙嗪、锂盐相继问世，科学家们终于找到了能真正作用于大脑的化学钥匙。

埃里克·坎德尔通过研究海蛞蝓揭示了记忆形成的奥秘，荣获诺奖。他的研究标志着，精神病学正在从谈论“心灵”的玄学，转向研究“大脑”的科学。

然而，当诊断标准日益明晰，治疗手段愈发有效，精神病学却面临着一个比科学更复杂的敌人——社会的污名。

书中记录了一个堪比《阁楼上的疯女人》的现实案例：21世纪的纽约，一位罹患精神分裂症的富家太太，被家人囚禁在别墅厢房长达四十年。当医生发现她并建议治疗时，家人的回答冷静而残酷：“体面比健康更重要。”

更反讽的场景发生在一场精神疾病筹款午宴上。作者观察到，那些慷慨陈词、呼吁破除偏见的来宾，几天后却纷纷私下联系他，为家人求助，且无一例外地要求：“请不要告诉午宴主人。”

“我们终于能够治疗疾病，却还没学会如何面对病人。”

当全球每八人中就有一人受精神疾病困扰，我们逐渐意识到，这并非一组冰冷的统计数据，而是人类境况的一部分。从弗洛伊德试图解读梦的密码，到百忧解精准调节大脑的化学平衡，精神病学的百年跋涉，本质上是一场人类对自身心灵发起的、最艰巨也最勇敢的探索。

或许，这本书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它罗列了如何区分“正常”与“异常”的准则，而在于它邀请我们进行一场思想的转变：精神疾病不是一种身份的烙印，而是生命在某个阶段可能经历的一种状态。

流行文化将疯狂谱成供人消费的传奇，而精神病学的历史则告诉我们，理解与接纳，才是超越恐惧的真正开始。

【书摘】

我很幸运，我亲历了我所从事的医学专业历史上最急剧、最积极的巨变，我见证了它从精神分析派的异教逐步转变为基于大脑的我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不久后，有人请我给 66岁的金太太会诊。她因严重的皮肤感染入院，看起来长期未接受治疗。这令人费解，因为金太太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境富裕。她毕业于医学院，她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亚洲实业家，按理说她可以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

我与金太太交谈后，很快明白了为什么医院请一名精神科医生去看皮肤感染的病人。我试着问她感觉如何，她却开始胡乱大喊，还做出奇怪、愤怒的姿势。我不说话，默默地观察她，发现她在和自己说话——或者更准确地说，她在和不存在的人对话。我无法与她沟通，于是我要求和金太太的家人聊一聊。第二天，她的丈夫和一双成年儿女不情不愿地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反复劝说之后，他们透露，大约40年前，金太太从医学院毕业不久后就出现了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她的病让家人蒙羞。尽管家境富裕，资源丰富，但金太太的父母和丈夫从未替她寻求任何治疗。相反，他们决定竭尽所能防止外人发现她患有精神分裂症。他们在宽敞的家中隔了一间厢房出来，有客人登门时就把她关起来。她很少离家，从不长时间外出，直到后来患上了皮疹。家人试遍了各种非处方药，希望能解决这一问题，但皮疹蔓延并引发感染后，他们害怕了，给家庭医生打了电话。当看到金太太的身上布满脓肿时，家庭医生恳求她的家人送她去医院，诊断结果是严重葡萄球菌感染。

我目瞪口呆，复述了一遍刚才听到的事实——过去30多年里，他们沆瀣一气，让金太太远离外界，避免家丑外扬。他们毫不羞愧地一致点了点头。我难以置信——这简直是夏洛蒂·勃朗特小说里的情节，不该发生在21世纪的纽约。我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们拒绝给她治疗的决定残忍且不道德——虽说，不幸的是，这种行为并不违法，我敦促他们让我们将她转到医院的精神科接受治疗。他们满腹狐疑地讨论了一番，随后拒绝了。

他们告诉我，即使金太太能够被治愈，由此产生的后果对他们的生活和社区地位也太具破坏性。他们得向朋友和熟人解释，时隔多年，金太太为何突然在公共场合再度露面，而至于金太太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言行，谁知道呢？金家认为精神疾病的污名太过可怕，宁愿任由这位曾经聪明伶俐、身体健康的女性继续精神失常，没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大脑不可逆地恶化，也不愿面对承认她患有精神疾病的社会后果。

几代人前，精神疾病治疗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诊断标准不可靠，精神疾病理论僵化。如今，最大的障碍不是科学知识的鸿沟或医学能力的不足，而是精神疾病的社会污名。不幸的是，历史上精神病学历经了种种失败，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医学继子，如今这个污名已站不住脚，但还是留存了下来。

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对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性取向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宽容，但作为一种每四人中就有一人面临的非自愿的医学状况，精神疾病仍然被视为耻辱的标志，患者仿佛被戴上了红字“疯子”“神经病”“脑子有毛病”。想象一下，如果你受邀参加朋友的婚礼，却突然抱恙。你更愿意说你是因为肾结石……还是因为躁狂发作，所以去不了？你是宁愿道歉，然后以腰部扭伤为借口……还是说你恐慌发作了？你是更愿意说自己得了偏头痛……还是说自己因酒醉而难受？

我几乎天天都会遇到这种羞耻和敏感的例证。来我们精神科看诊的许多患者宁愿自掏腰包，也不愿走医疗保险，因为他们担心被别人知道。还有一些患者不去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科门诊看病，也不愿去纽约州精神病学研究所找我看诊，而宁愿去没有任何医学专业标识的私人诊所。很多患者经常从南美、中东或亚洲飞到纽约找我们看病，为的就是确保本国没有人会发现他们在看精神科医生。

几年前，我在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场午宴上发表了一次关于精神疾病的演讲，为精神病学研究筹集资金。随后，我四处走动了一下，同参加活动的人寒暄。这些聪明、成功、外向的人都是萨拉·福斯特请来的，她是一位社交名流，她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在高三那年自杀。他们品着清炖三文鱼，啜着夏布利干白，公开赞扬萨拉为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所付出的无私努力，尽管他们之中没有人承认自己有跟精神疾病打交道的直接经验。事实上，他们对精神疾病的看法就像看待苏丹的种族灭绝或印尼的海啸一样：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公众关注，但与赞助人自己的生活相去甚远。

几天后，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位参加者的电话，她是一家出版公司的编辑，问我能否帮帮她。她好像对工作提不起兴趣，难以入眠，经常变得非常情绪化，甚至还会哭泣，她问我她是不是在经历中年危机。我同意见她，最后我诊断出她患有抑郁症。但在约定与我见面之前，她坚持要我完全保密，并补充道：“请你别跟萨拉说这件事！”

次日，我接到另一位参加者的电话。这位女士在一家私募股权公司工作，她20多岁的儿子从研究生院辍学，出来创业，她很担心。尽管她赞赏儿子的创业精神，但这款旨在消除世界贫困的新软件是他在一段行为古怪、失眠的时期构思出来的。经过评估，我的初步怀疑得到了证实：她儿子正处于躁狂发作的初期阶段。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接到了更多萨拉邀请的参加者的电话，他们为有成瘾问题的配偶、有焦虑症的兄弟姐妹、患有痴呆症的父母、有注意力问题的小孩和仍然住在家里的成年子女向我寻求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萨拉午宴的客人中有半数联系了我，其中还包括作为活动举办地的餐厅的老板。

这些人都受过教育，见多识广，能够负担得起钱、能买到的最好的健康护理服务。要是呼吸困难或长时间发热，他们可能会向私人医生寻求帮助，或者至少会找最好的转诊医生。然而，精神疾病的污名让他们一直竭力避免寻求医疗帮助，直到后来在社交场合碰巧遇到一位精神科医生。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都是应朋友之邀来参加那场筹款活动的，这位朋友致力于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但他们之中谁都不希望萨拉知道自己的问题。

现在，终结污名的时机终于到来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可以做到。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子扬

（出版社供图）